作者:庄亚非
学而不厌 择善而从
从中医之乡江阴走出的黄煌,1973年开始学医,先后师从名老中医叶秉仁、邢鹂江、夏奕钧、夏武英、郁祖祺、周慕丹、曹永康等先生。他们不谈空玄的中医理论,而重视临床的实际疗效,这一点奠定了他从事中医临床与科研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格。1979年,黄煌考入南京中医学院深造。作为全省百里挑一的首届研究生,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古医籍,同时也把大量的课余时间放在读书上。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黄煌带着一直在思索着的问题,一边阅读,一边对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医家及其著作、学术观点、经验方药等作笔记,再加上自己的诠释和评语。据说,仅1980年下半年,他写秃了十几个蘸水钢笔的笔尖。勤学苦读、饱览群书的经历,使他能高屋建瓴地客观看待中医各临床学术流派。他常说,中医学是一部史,要想正确地、完整地认识中医,必须把它放到历史长河中去,在历史这一大背景下才能正确定位。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医学以不同的形式表现自己。如汉唐医学的朴实,明代医学的玄学化,清代医学的儒学化等等。只有跳出单纯的学术圈子,才能透过中医学神秘的外衣,把握其真正的学术价值。
黄煌常说:“学习中医,一定要有鉴别能力……中医学有很多‘黑洞’,要精鉴确识,择善而从。”拥有深厚中医理论和医学史功底的他,决心摒弃阴阳太极、五行八卦等对中医理论进行诠释的研究思路,开始探索中医如何规范化、科学化。他的论著《近百年中医学的发展理论》和《标准化与中医学的发展》就反映了他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这一思想历程,前者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以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位研究生对他的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还专程来南京拜访了黄煌。
随后,他通过文献研究和临床研究逐渐体会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当中记载的大量古方,都是经过前人千百年来在人身上尝试得出的经验配方,又称为经方,是中华民族与疾病长期作斗争的经验结晶,也是中医学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而凝练出的科学的结晶,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最最宝贵的财富,是中医学的根。同时,他研究发现,历史上还有一大批专门研究和应用这些古方治病的医生,他们更是闪耀着朴素的科学思想的临床家,是中医学术经验传承的中流砥柱。从此以后,黄煌开始专注于经方家的学术思想和经方临床应用的研究。经方也成为了他学术生命的全部。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也恰恰反映出了他作为新时代青年中医学者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和科学的素养。
1989年,黄煌受国家教委派遣,赴日本京都大学进修老年医学。在京都,他有机会接触到日本的中医——汉方医及其诊疗思想和技术,并与他们交流中医学的观点和经验。由于我们的古人在经方的适应症的阐述上常常言辞古朴,给现代人学习和临床应用带来较大的困难,为了在学术交流中让日本医生尽快了解处方用药的技能,黄煌提出了有关“方剂家族”(即类方)以及“药人”(即体质或药证)的观点,力图使抽象的中医辨证论治具体化、形象化。这种思路和基本内容,成为后来的畅销书《中医十大类方》的雏形。
回国之后,黄煌开始以张仲景的经方和常用药物的应用规律为主要研究方向,即方证、药证研究。《中医十大类方》、《张仲景50味药证》便是这一研究的主要成果。
黄煌经常说,古人的东西并非一切都是好的,学术上的继承非同遗产那样什么都要保留,它需要批判,需要扬弃,需要有否定精神与怀疑勇气。这就需要学习中医的人能够有精鉴确识的本领,“择其善者而从之”。同时,他还强调,医学是科学,是技术,不是艺术。它不强调个人风格,不强调想象力,不应当存在“想当然”、“想必是”的唯心主义色彩。
他选择了中医学中科学性和技术性最强的“经方”作为其一生的研究方向,正是源自他的这些信念。
诲人不倦 功同仲景
黄煌过去常说,他在两个地方可以找到感觉,一个是在讲台上,一个是在诊室里。
在讲台上,黄煌是一位出色的教师,更是一位激情洋溢的演讲大师。他的语言生动幽默,内容旁征博引,时而诱导学子深思,时而引得台下笑声一片。自1982年留在母校参加工作以来,他先后承担了为南京中医药大学各年级本科生、研究生以及部分进修生、留学生讲授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各家学说、医案选读、中药学、方剂学等必修课或选修课的课程教学工作。1999年起他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开设了选修课《张仲景药证》、《跟我学经方》、《经方应用》等,截至2006年,选课人数已接近5000人。2001年起又在南京医科大学开设同样的课程,截至2004年有两千余人选课。
说起在南京医科大学开课,黄煌说:“当初开课的初衷是普及经方医学,澄清年轻人对中医学的模糊认识,提高他们研究中医药的兴趣,提示正确的研究方法,培养一批将来从事中西医结合的苗子。”从课后的反馈来看,讲课非常成功,受到了同学们普遍的欢迎。用他的话说,就是“培养了一批热爱中医药的青年人,许多学习现代医学的同学不再用蔑视的眼光看待中医,他们对研究中医产生了兴趣……有不少同学继续跟班听课,也有的同学后来通过网络和我联系,询问有关疾病的中药治疗,还有的同学希望报考中西医结合的研究生。”
除了在高校开课,黄煌还担任校大学生科协理事会的顾问,所以经常参与大学生科协的活动,如为大学生开设讲座,到目前为止,已在校内作学术报告不下20次。他还受国内外各单位的邀请,先后赴台湾、江苏、浙江等省十多个城市及南京大学等多个高校作学术报告40余次。
为扩大中医学在日本的影响,捍卫我国中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他常年与日本中医界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定期与他们交流。他的一篇研究论文《体型辨证》1990年在日本的第六届国际东洋医学大会上获会长奖,是获得该奖的四人中唯一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近几年来,日本中医界出现中医信任危机的关键时刻,他受邀赴日本东京、京都、广岛、福冈、大阪演讲数十场,并促成了多次日本中医学界对我国的访问和交流。日本的同道称他是“中国现代的古方家”,他用流利的日语,以厚实的中医功底,以不容辩驳的临床事实,大力宣传中医学的优势,展示中医古方的特有魅力,引起日本同行的强烈反响。日本中医界最有影响的刊物《中医临床》杂志多次采访黄煌,并发表他的论文。
作为教师,黄煌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作为学者,他能针砭时弊、敢说敢言。他曾在很多场合多次指出,当前中医学庸俗化的趋向比较突出,青年中医或医学生往往在不切实际的一些理论中纠缠不清,辨证论治成为一种踏虚蹈空式的游戏,而临床疗效的不明确,又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研究中医药的热情。究其原因,主要应归结为经方医学的功底不深,特别是对张仲景方证、药证缺乏了解,缺乏研究。如此以往,中医学的实用价值必将大大降低。“希望通过本人的工作,唤起大家对古典中医学的重视。继往才能开来,根深才能叶茂,中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古代优秀遗产的继承,因为这里有中医学的根。”
他的“把根留住”的思想和“经方已经融入我的生命”、“让后生们在我们的肩膀上攀登!”这两句感人肺腑的话语,一直激励着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也激励着从事中医学事业的工作者们。
在南京中医药大学仙林校区的北大门有一个“仲景广场”。广场中央伫立着的是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青铜像。其创意来自于黄煌,青铜像是由南大雕刻大师吴为山教授创作完成,并亲笔题字。建设这样一个具有鲜明的中医气息的广场是有原因的。
经方在古代被称作“禁方”,掌握它的人是不能轻易传给他人的。这些年来,黄煌在讲台上一直致力于经方的普及工作。他用现代的通俗语言,将晦涩难懂的《伤寒论》核心内容——经方方证讲授给听众,弘扬张仲景的经方医学。在临床上,他一直致力于经方的现代应用研究,其临床疗效更是有口皆碑,1995年他获中国中医药学会及全国青年联合会联合颁发的“中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称号,2002年被省政府授予“江苏省名中医”的称号。而他提出的“药证”、“体质”学说为推广应用经方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