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馨

能联系到余伯阳教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作为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处副处长、中药学院副院长、中药复方研究室主任,余伯阳教授仅在民主党派内担任的职务就有江苏省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委员、省委常委、省直工委主委等,同时还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专家评议组成员、国家新药审评专家、国家保健食品审评专家、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药物新型制剂专委会常务理事、南京药学会副理事长,以及药学学报等8家国家核心期刊编委等职。虽然身负众职,余教授却不仅把各项工作安排得紧张而有序,而且在本职和兼职岗位上都取得了累累硕果。
“我是中国人”——情系医药篇
余伯阳常说最难回答的问题就是自己是哪里人,由于生活过的城市太多,以至他常常笑称:“我是中国人。”出生于北京,小学至大学时代在辽宁度过,又考取了中国药科大学的研究生……北方的白桦林培养出他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南方的小桥流水又造就了他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由于生于医药世家,祖上三代教授都是研究化学药物与中药的,加上从小就对化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余伯阳自小便志存祖国中医药事业。攻读博士期间,余伯阳师从我国著名生药学家徐国钧院士,不仅学术上有了更深的造诣,也从徐老那里学到了老一辈科学家忘我的工作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虽然曾先后赴日本和美国学习工作,但余伯阳最终还是放弃了国外优裕的条件,选择了归国。提及归国原因,余教授说:“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也在中国,我始终认为人的精神乐趣大于生活乐趣,一个人得为国家留下点什么。”
归国后,余伯阳一头扎进中药的现代化研究工作。在中药麦冬的系统研究工作中,他从中药品质、药用资源、活性物质基础等多个角度提供了大量的科学数据,为麦冬类中药的合理安全用药,资源开发、高水平新药开发奠定了基础,初步完成了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的过渡,显示出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他研究的湖北麦冬、短葶山麦冬已以山麦冬为名载入1995版中国药典,部分研究成果被评具国际先进水平,并先后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三等奖。
1999年起,余教授孜孜以求,逐步将对单味药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中药复方的研究中去,取得了累累硕果: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其中SCI收录30篇;主编或编著学术著作9部;申报国家发明专利15项;获部省级科技奖励多次……他的研究成果,对提高中药材鉴定水平,保证中药质量,发展优良品种生产,扩大资源利用,都有着重要意义。
在潜心生药研究的同时,余伯阳教授十分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他利用留美所学的知识和技术,结合中国药物研究的情况,提出了生物组合化学的新概念,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教育部重点科技项目的资助。利用这个理论所进行的中药活性成分的生物组合化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已获得发明专利2项。近年来先后研制开发了中药二类新药3个,三类新药4个,合同利用企业来源经费逾1500万元,取得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0年的辛勤耕耘,使余伯阳获得了许多荣誉:1998年和2004年两次被评为江苏省“333工程”跨世纪、新世纪学术第二层次带头人,1998年被评为江苏省“青蓝工程”跨世纪学术带头人,2002年被授予教育部高校优秀骨干教师和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3年当选国家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并于同年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在如此众多的光环笼罩下,余教授显得豁达而淡定,儒雅的学者外表下,依然是一颗拳拳报国心。他那句打趣的回答“我是中国人”,恰好成为他不懈追求人生价值的最好注脚。
“我是农工党员”——参政为民篇
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余伯阳始终热心党务,积极发挥作用,在民主党派这个舞台上尽心尽职。曾有人问他,你工作本来就忙,哪还有时间关心政治?他总是笑笑:“时间嘛,想挤总会有的。既然是一名农工党员,我就必须要对得起这个称号。”
的确,从加入农工党至今,余伯阳始终无愧于“农工党员”这一光荣称号。还是一位普通党员时,余教授就积极参与所在支部的党务活动,完成了支部于1996年承担的贵州大方县扶贫项目“刺梨系列酒”和兽药“虾康灵”的研制,并交付大方县投入生产,其中“虾康灵”获得了专家们在科学性、实用性和先进性方面的高度评价,并获农业部兽药证书,支部也获农工党中央“智力扶贫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自2002年起,他相继担任省政协常委、农工党省委常委、省直工委主委以及药大支部主任委员等职。责任更重了,时间也更紧了,但余伯阳依然游刃有余,不仅把各方面工作处理得很好,还使党务工作和本职工作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开辟了人生追求的崭新天地。
作为支部主委,在本职工作之余,他团结支部党员,开展了富有特色的活动:多次组织党员开展和参与科技扶贫、科技下乡活动;带领党员为贵州贫困学生捐款;资助本校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在他的领导下,支部党员关心社会,积极参政议政献计献策,仅2005年就向省委上报了9条提案,居当年省直基层组织所交提案数量之首。同时,余伯阳积极关注西部的中医药现代化发展。作为贵州省科技厅聘请的专家,他每年两赴贵州参与中药现代化项目评审,对其拟建设中药材GAP基地进行技术指导和帮扶讲学,并免费提供实验研究。
在2003年那一场突如其来的抗“非典”斗争中,余伯阳组织支部全体党员积极投入和参加到抗非工作中:他本人联合校内专家针对我省非典期间的预防、加速非典药物研究等提出的两条社情民意迅速得到了梁保华省长的批示;由他主持的“中药复方SW”的研制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就初步告捷;他组织支委购买了营养品、水果和书籍看望本校被隔离学生,使学生感受到民主党派的关心和爱护,稳定了学生的情绪。
成绩有目共睹,工作也再次被肯定。他领导的药大支部在2003年被评为“省抗非先进支部”,他本人也受到农工党中央嘉奖。支部当年还被江苏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表彰为“为经济建设服务先进集体”。2005年,支部又被评为“全省基层组织三年创优先进集体”。在2006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贡献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上,余伯阳荣获“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贡献先进个人”称号。
作为省直工委主委,余伯阳并没有因工作繁忙而忽略对省直工委工作的指导,他积极出谋划策,推动省直工委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在他的领导下,省直工委的干部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及组织发展工作等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全省的基层工作中居于前列。
任省政协常委后,他尽职尽力,积极为我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2003年他首次参加省政协会议,即就公众所关心的药价虚高、我省传统旅游业向现代文化旅游产业转化、高校及科研院所参与工业园建设等问题提交了4项提案,均得到有关部门的认真回复。此后,每年的政协会议前,他都积极组织和撰写提案,反映社会问题和百姓呼声。在中共江苏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全面达小康、建设新江苏”的奋斗目标之际,余伯阳一直对如何发挥好江苏科技、人才大省的优势进行思考,在参加省政协九届五次会议分组讨论时,他侃侃而谈,提出了要关注源头创新、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营造宽松的科研环境,吸引更多力量为江苏服务的想法,受到了参加分组讨论的副省长张桃林以及与会者的关注。他还十分关心苏北贫困地区的建设,先后两次组织药学专家赴盐城东台、大丰考察沿海滩涂,探讨可利用的沿海生物资源,通过向科技部门提交建议书等方式,力促将沿海耐盐植物的综合利用列进2006年省科技攻关项目指南,并协助有关企业申报了有关课题和2项发明专利。在盐城考察基础上形成的开发苏北海洋药用资源的建议案,被农工党省委列为2006年省“两会”的集体提案和省政协常委会发言材料。
成绩一件又一件,奖励一项又一项,余伯阳教授仍一如既往地谦逊、平和,每次党内开会时,他还总是满怀歉意地向大家检讨自己工作没做好,没尽到责任。从余教授身上,让我想起了一则人生信条:“一只脚在理想中,一只脚在现实里。”平实而精辟的思想,平凡而脱俗的品格,现实而高远的追求,这就是我读出的余伯阳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