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董淑旺 (连云港)
恢复高考制度整整30年了。每当听到周围的同事亲友家谈到考大学上大学的事,都会撩得我心潮激荡,思绪万千。当然最能兴奋我神经的还是恢复高考制度的话题。
在我的记忆里,大学这个词能让我有印象是在上初中以后,因为那时只要有初中文化就可以被推荐上大学,可以不考试。而让我印象最深而又心痛的是学习好不好无关紧要,关键是成份要好,也就是被划为贫农、下中农的家庭才有希望。其次是村子里要有亲戚当干部,这样才能帮你往上推荐。所以尽管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很理想,但是上大学对我这个家庭成份是中农的人来说,是一件很奢望的事。
1977年,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高考制度冰冻期后,终于开始了复苏的季节。记得是深秋的一个早晨,我正在挑水浇园,村里的广播喇叭播放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忽然一则消息让我惊喜:中央决定从当年起恢复高考制度,上大学不再进行推荐。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有关高考制度的一些具体规定也就越来越明朗了。
距离高考制度的废除整整10年之后,一代人的大学梦终于开始重圆了。据当时的报名情况统计,全国有570万人报考。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考,由于当时印试卷的纸张不够,中央决定动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来印高考试卷。
那时候,对我这样一个离开学校已三年的人来说,考大学的资料一无所有,加上报考对象有老三届、应届毕业生等,越发增加了考试复习范围的不确定性。幸亏当时各级教育管理体制很健全,公社和大队的教育领导小组非常重视高考工作,公社设有招生办公室,我报名后就参加了学校的高考复习,重新翻开了蒙满尘土几年的高中课本,同时又得到了上海亲戚寄给我的一套“文化大革命”前历年高考试题汇编和高中课本,这对我了解高考的试题类型和深度起到了很大作用。
高考复习是艰苦的,因为离高考时间只有几个月,所以只要与高考有关的任何辅导我都尽可能参加。尽管辅导班开设时已经是秋冬季节,天气很冷,但每天听了老师的精彩讲课,浑身热乎乎的,丝毫没有疲劳的感觉。
高考是在寒冬腊月,考场设在赣榆县中学。县教育局为了让考生不致于因天气太冷影响成绩的发挥,在每个考场都放置了煤炉取暖。考试过程与现在相比有许多不同:一是没有英语考试;二是听说没有作弊的情况;三是考生之间无法讨论正确答案,甚至老师也很难回答正确答案。
人的麻木往往是在对某一刺激频率较多的情况下发生的。当我们高考结束后报考志愿时,一开始只知道全国有清华、北大、南大等那么几所大学,而当真正看到全国竟然有几百所高校时,真的是麻木了。既为全国有这么多大学能为自己提供更多的上学机会而感到兴奋,又为面对那么多大学到底怎样报志愿才能有机会录取而感到茫然;同时,周围的同事也不能为你提供信息或咨询,而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更不能为报志愿提供帮助,所以只能根据自己的兴趣与判断。因当时自己是民办教师,在乡村接触到有知识的人就是医生,因此报志愿就只局限在医学和师范。三个志愿分别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医疗系,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记得在1978年2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们正在课间休息,邮递员把一封信亲手递到我的手上,并说“你考上大学了”。我拿着信一看是“江苏新医学院”,知道确实被录取了。当时情不自禁地泪水就盈满了眼眶,头脑思绪万千,又一片空白。在和几位老师打过招呼以后,就像喝醉了酒一样,腿脚轻飘飘地跑回了家。当拆开信,把内容告诉了妈妈后,喜悦的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珍珠。那时既感到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又感到自己一步登上了“天”。既感到付出的千辛万苦没有白费,又感到通往高考的路一帆风顺。那是多年来压抑的释放,还是生活目标的突然实现;是小鸟飞出鸟笼的感觉,还是身世变化带来的快感,脑海里确实很复杂。
我考上大学的消息一下子在我们的小山村传开了,邻居们都来我家祝贺,同时消息也传遍了四邻八乡和邻近的山东一些村庄。以后才知道,这第一年恢复高考,赣榆县只考中了58名本科生(随后又补招了几名),我为能成为这58名佼佼者之一而感到自豪。
第一次远离家乡,对我这个在山沟里长大的孩子,一切都是新奇的:火车是那么的高大,行驶得那么的平稳;大学校园是那样的深邃;同学们说话南腔北调;彼此年龄相差甚大。由于进入大学校园的同学都是经过过关斩将才取得了这样一个学习机会,大家如鱼得水,都抱着为祖国建设而发愤读书的想法拼命地学习,每天晚上十点之前都是在教室度过,星期天更是整日泡在教室。
相比大学的其他专业,学医是很苦的。基础课是数理化,专业基础需要很好的背功,实验和实习的负担也很重。即便如此,我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五年的大学生活。分配到了连云港市卫生防疫站工作。
30年弹指一挥间。每当生活中谈到考大学、上大学的话题,总能勾起我很多的回忆。特别是一年一度的高考依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时,我依然对当年的大学生活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