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主社会主义很多人不了解,有的一知半解,能够正确认识的则更少。一知半解的人只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好处感兴趣。有的人一说起挪威、瑞典模式就羡慕得不得了,觉得他们经济水平高、人民福利好,且又有议会民主。
民主社会主义从表象看有诱人之处,比如其多元主义指导思想和多元化政治制度。社会党国际公开声明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民主,而民主的本质是多元主义的。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时通过的《法兰克福宣言》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它不要求对待事物的态度严格一律。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都是为了共同目标而奋斗,即为一个社会公平合理、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第3页)“民主制要求不止一个政党有存在的权利和当反对派的权利。”(《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第4页)又如,民主社会的渐近的改良主义,民主党人不讳言自己是改良主义者,宣称改良主义变革战略是民主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从公民权利保障来讲,社会民主的主要内容是实行“职工参与共决制”和全民福利社会保障制。瑞典社会民主党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执政以来(除去中间几度在野)累计执政时间50多年,在此期间建立和实行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制度:生育补助、儿童津贴、中小学免费教育、公民免费医疗、退休和养老金、失业和工伤保险以及休假等制度。瑞典用在社会福利费的开支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当代社会主义新论》291页)这种“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给劳动人民的确带来了实际利益和好处。
但是,是不是瑞典模式我们就照搬?他们这样做是不是就一切都好了?
我们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其伟大之处就是要我们不生搬硬套任何一种模式去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对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仅要历史地纵向地看,更要切合实际地来分析对待,否则,我们就会犯曾经犯过的错,走曾经走过的路。
首先,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北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都相对顺利。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不仅经历了资本主义,尤其是在近现代没有经历战争的创伤。瑞典从1809年宪法规定实行君主立宪制,国王是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统帅,作为国家象征仅履行代表性或礼仪性职责,不能干预议会和政府工作。议会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构,由普选产生。瑞典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守中立,隔岸观火,没有战争的创伤。而我国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就受到列强的外辱,直到近百年之后孙中山才推翻了腐杇没落的满清政府。可是,蒋家王朝不仅没有建立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蛊惑人心的假民主也没有,使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经历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八年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人推翻了蒋家王朝,到新中国建立,国家已是满目疮痍。
从局部的历史地看,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从1912年到1927年,孙中山以中华民国大业为重,信守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而袁并非革命者,居然做了83天皇帝梦;张勋复辟,使黎元洪不得不弃职;皖系军阀扶植的总统徐世昌不久又为直系军阀指为非法,请来黎元洪几个月又把他赶下台,军阀曹锟贿选而做总统。不到15年时间,总统是他方唱罢我方登场,没有一个是民选的。这十几年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国家还能寄希望于什么大选来拯救民族吗?国民党窃取了政权,而没有按照孙中山先生所设计的道路走下去。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刻,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就无法看到其伟大。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便是孙中山推翻清廷建立中华民国,用民主社会主义的一套也根本救不了中国。
其次,从自然条件看,瑞典比较优越。它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部,领土面积为44.99万平方公里(不包括领海),海岸线长约2181公里,约15%的土地在北极圈内,但受大西洋暖流影响,冬季不太寒冷,大部分地区属温带针叶林气候,最南部属温带阔叶林气候。有912万人口(2007年2月),为日尔曼人的后裔。我们中国面积虽大,但人口众多,可耕地很少;物虽然博,但人均可占有量低,很多地方降雨量很少,甚至严重缺水,自然条件根本无法和瑞典相比。
其三,从民主制度建立时间来看,瑞典要比我们早得多。1809年6月6日,瑞典通过第一部现代宪法,由政府法典、王位继承法和新闻自由法三个基本法组成,此外还有议会组织法。政府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对议会负责。国王的最年长子女是法定王位继承人。议会为一院制,议会制已经成熟。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说这就是民主的制度了。
另外,欧洲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我国的传统教育思想基础也大相径庭。西方传统思想教育,忠君不是它的主流思想,而在中国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君的忠诚都是要从思想上落实到行动上的,稍有不慎,就会被认为是乱了纲常,被扣上大逆不道的帽子。这种非民主的封建主义思想,不是我们在朝夕之间可以改变的。东西方人的两种传统思想基础的差距,使得中国的民主政治的推进比西方要难得多。
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还有以下因素: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年的分分合合,在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共同生活已经形成了普遍接受的习惯和共识,这不是某个人、某个团体甚至某个思想所能左右的,试图改变这种千年定式,也是枉然。正由于民族众多,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这种矛盾依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这种矛盾会很容易解决。事实上新中国建立以后,各民族之间融洽相处,少数民族同样得到进步和发展。但是也不排除一小撮别有用心者的政治图谋,比如达赖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另外,台湾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陈水扁之流不断地变着花样搞分裂。虽然香港、澳门成功回归祖国,但须有大陆良好的政治稳定,才能不断地促进港澳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如果我们不切实际地冒然采取民主社会主义方式,将会出现政治动荡,不仅上述一系列问题不能解决,甚至将出现不堪设想的动乱局面,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人民生灵涂炭。国泰才能民安,这些决不是危言耸听。
就民主党的议会道路看,也不适合中国。走议会道路从字面上看,似并没有什么错。非暴力革命不流血牺牲有什么不好?问题在于“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目标明确地消灭共产党,根本谈不上容许其他政党的出现。至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统区出现的一些民主政团是顺应潮流而诞生。有人荒诞地认为,抗战结束、解放战争之前的国统区是民主的。要知道,这些政团组织是在抗日救国中自然产生的,并不是国民党给国家创造了什么宽松环境,一旦那些民主人士不顺着他们的意图,随时都可能被残酷地杀戮。像这样的专制独裁政权下,人民怎么可能有一条议会道路可走呢?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挽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建立了新中国。这一点已经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没有议会道路可走。
现实地看,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民主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上的。欧洲国家都经历了资本主义阶段,恩格斯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是民主社会主义生存的基础。没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无论谁竞选上台,唱多高的调子,都无从去兑现福利社会国家的承诺。中国是个没有通过“卡夫丁峽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从这一点来讲,也是我们要走科学社会主义之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理所在。同时也更加证明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在社会发展到“世界是平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所面对的不该是探讨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而是探讨社会主义该怎样地发展,应该在坚持全面论、联系论、发展论观点的基础上,来探讨科学社会主义如何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在一个国家生根、开花、结果,不能简单“移植”,它要结合各国的国情,包括优秀的民族传统,否则就会“水土不服”。“社会主义没有统一模式,即没有适用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