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孙世钊 （无锡）

      至今我都感到遗憾，那时几乎没有回头多看一眼生活了十年的那一个村庄，怀揣着入学通知书，就迫不及待地走进了校门。急迫的步履就像是把贫困远远地抛在身后。

      我们至今觉得，我们是沐浴改革开放春风的第一批受惠者。那是１９７８年的初冬。入学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上下开始谱写一个美丽的传说。３０年转瞬即逝，传说的结果正如当初描绘的那样美丽吗？去年，我回了一趟江那边的村庄，就想看看精美的石头如何唱歌。

 

 

      我们当年居住的屋有点特别。一是插队知青的住房全部是红色九五砖做面墙，与当地农民的土坯草房迥异。成千上万的知青户红砖房星星点点布满苏北平原。这省得了我们问讯就可以找到“同是天下沦落人”，同吃同宿。二是我们的茅屋选址在村庄的最北边，门前一条河流直通里下河，我们就在那里安营扎寨。东边有一座半米宽的三节独木桥，晃晃悠悠，雨天过桥容易滑下河去。桥东与大庄相连。屋西是一大片坟茔。队里的老人说风水不好，可我们觉得不错。那一次大队里民兵训练半夜紧急集中，我劳动了一天偷懒没去，酣睡中觉得有人回来在我床前的矮桌上摸火柴。我想告诉他，但说不出话。结果他们唱着《打靶归来》回来时却说没有人回来过。老乡说，我们屋子的下面就是坟堆，而且我们床的摆放位置与地下棺材的位置是一样的。我有些后悔，但我宁可相信是梦魇。三是我们没有按照知青办统一的规定设成中间明堂、两边卧室，而是按照宿舍的样子，一字排开四扇门，靠西厨房，东面三间为卧室，中间用芦席分割。分配给我们造房用的红砖除面砖外，只够一面山墙。所以山墙和后墙用的是土坯。剩下的砖铺了地。我在厨房前写了一副对联：一面红三面黑丹心向太阳；千条渠百条河青川入大海。

      与周围农民的房子比起来，那屋是生产队最好的屋子。

      沧桑岁月三十年。我一到那里，就急匆匆地寻找我们的“旧居”，可“旧居”显然没有了原有的模样。“旧址”现在是村委，整体红砖红瓦，与农民房子相比，我们那屋寒酸了，只是红得别致，在周围的青砖瓦房中显得特立独行；面墙改建成了当地传统模样。东边的独木桥改成了三孔水泥桥；大庄依然是村民集聚地，都是一色青砖黛瓦掩映在绿荫之中，偶见几幢楼房矗立其间。西面的坟茔改造成了方方正正的鱼塘，成为全县有名的水产养殖基地。村委是村里的中心。老辈人习惯叫“知青家（读ｇａ）里”一直沿用至今。一声开会，大家就都到“知青家里”了。这令我感到亲切。大家都说，我们１９７８年走后，这里一年比一年好，是风水好。我听出来了，这风水指的是改革开放的政策。

 

      那里是河网地带。我印象中，那里的路不能叫路。譬如我们村庄离县城只有十里路，可要经过２０多座半米宽的独木桥，有的长达几十米。与其说路由桥连接，不如说桥由路相连。因为桥与桥之间的路基本上是田间小道，雨天湿滑，走路摔跤是常事。泥是粘土，下雨光脚更省事，带去的胶鞋就在箱子里躺着。过桥完全可以说是技巧，需随着桥面的晃悠起伏迈步。我们必须学会使船。可十多里的水路一个来回要花上一天。经常见到的这样一幕活剧：男知青弯下身来“爬”过桥去，女知青看着看着就在桥边哭，桥下看热闹的人哈哈大笑。下雨天我们的茅屋成了“孤岛”，只能在屋里猫着，有事就隔着河喊，不到万不得已不过桥。真是“望尽天涯路”！

      那能叫路吗？

      那叫人胆战心惊的路是我的一个心理障碍！去年汽车到县城后，接我的老乡告诉我，那样的路没有了。每天有三班车路经村里，都是较高等级的公路，现在农民上城再不要靠脚板和船了。上午去下午回，方便得很。农民的农副产品、村里渔业公司的水产品每年从这里用汽车成百吨送出去。在他的指引下，汽车在一条水泥路上疾驶，天哪，２０分钟后就到了我们村庄的边上。村庄依然河水环抱，但村里的独木桥全部改成了水泥桥，最不济的也用三四块预制板架在河上。村里的路还是土路，可上面铺了一层细沙子，雨天就不会滑成泥猴了。我们那屋连接大庄的独木桥建成了一座水泥桥，凭栏远眺，远处芦苇随风摇摆。我跳上一艘小舢板“重操旧业”，在当年我们曾游过泳的河道里穿梭往来，感觉比在花团锦簇的公园里划船美得多了。村里熟知的老人看着我乐，不认识我的孩子们（他们的爸妈也不一定认识我）跟着船跑着喊着。大概他们不理解，划船有什么劲？我想，这河不就是当年通向外面世界的路吗！

 

 

      村里留给我最大的印象是“穷”。第一年我们整整干了一年，没有一个分到红的。年终结算我买完自己的口粮，倒欠队里１２．３３元。１９７８年初，我离开生产队去上学的时候，生产队里经慎重研究，决定杀头猪聚餐送我。那天村里的男女老少脸上全有陶醉的模样，不亚于过年。在我农村十年的经历中，这是极高的礼遇。我当然感激不尽。就为这，三十年后鸳梦重温，我怎么也得回报一下。

      我尽可能地展开我的想象，可还是大跌眼镜。我想，苏北农村风大，就给村里的妇女准备了围巾；当年我们的玩伴现在正值壮年，进进出出的也穿上了西装，所以准备给他们的是领带。农民们当然对我的礼物感激不尽，但审美的要求全然改变了。首先是对围巾和领带的花型挑剔了。我从他们的眼里看出，他们以城市里人们的审美来衡量了。其次是需求改变了。一位在县城做生意的老乡告诉我，他们对西装穿着也经历了戴领带到不戴领带休闲穿着的过渡，所以，除了谈生意一般不戴领带；平时戴领带是“老土”的形象。我的妈呀，我还戴着领带呢。过去，田里的活计靠人工，插秧、收割、脱粒、扬谷等等，男同志戴草帽，妇女围围巾，一年四季都如此，防风、防晒、防灰、防谷糠。现在，大田包给专业户，机械化种田，围巾基本不需要了。看来我真的“老土”了。

      晚上，一位在县城做老板的老乡在当地最好的饭店请我吃饭，山珍海味，觥筹交错。可我觉得肉团子的味道一直挥之不去。第二天我要走了，一早，村里派了五个老乡来送我，送给我和爱人各一双产于当地名闻天下的“森达”皮鞋。一看价钱，乖乖隆迪咚，近千元。老乡挺着腰拍着胸豪爽地说：“没事，我们有钱！”那口气，就像是比尔·盖茨。

      走了，车窗划过陌生又熟悉的那屋、那路，还有送我的那人。那时我觉得美丽的传说就记录在这三十年沧海变桑田的历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