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通讯员　姚　瑜 （苏州）

    我国现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增幅，有世界一流的基建规模，有世界一流的外汇储备，有世界一流的外债持有，有世界一流的航天能力，有世界一流的现代武器，有世界一流的诸大剧院、体育场馆、电视高塔……，但也有“世界一流”的贪官携脏款外逃。相比之下，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却不是世界一流的，也就是说国民经济的增幅和群众工资收入的涨幅不成比例，相对说明我国是一个“国富民穷”的国家。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其硬件支持是共同富裕，这也是他老人家设计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高纲领的终极目标。共同富裕不仅包括国民个人之间的共同富裕，也包括国家和国民群体之间的共同富裕，如果忽略这一点，就是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邓小平之所以要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不同于原苏联的模式，不同于原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摒弃“国富民穷”的模式，摒弃其国家和国民不共同富裕的模式。要实现邓小平的设计模式，就要既实现国民个人之间的共同富裕，又要实现国家和国民群体之间的共同富裕。

    当今我国有些经济学者竭力维护原苏联“国富民穷”的模式，并说“国富”就是“民生”，把“富国建设”说成是“民生工程”。笔者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因为要把“国富”变成“民生”，其中需要有一个交换过程，只有老百姓手里有钱了，才能够去和国家的财富进行交换，才能够把“国富”变成“民生”。据知我国要大建铁路（这当然是富国工程），有人说铁路可以拉动车皮，可以载客旅行，可以推动内需，但笔者认为难以有效持久推动内需，因为老百姓手里没有钱，铁路对他们又有何旅行价值？连国家垄断的电业都快买不起一年一涨的煤了，铁路怎能把煤矿的煤运出来？再拿基建拉动内需和富国强民相比较，前者只是有限的运作，因为不可能长久地大规模地去搞基建，也不能把每一寸国土都建造铁路或建造大厦，只有富民了，才能拉动内需，这才是根本之策，长久之计。

    国富民穷和多税滥费，历来是一对双胞胎。国家运转靠税收，可社会总量就是那么一些，国家占有多了，国民就占有少了。国企头头和个体小户私下的议论很一致，他们都说“税费压力大”，今年重庆等多处地方出现的罢运“事件”中起重要作用的便是税费苛刻。国富民穷是滋生既得利益集团、特权阶层和贪污腐败的温床，在原苏联，自列宁逝世后，便走向了国富民穷之路，随后就产生了特权阶层，党政军要员的生活上有“特需”保障，这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形成了反差。当政者的种种特权，导致了内失执政能力，外失人民群众，最终便失去了政权，这是原苏联红旗落地，国家变色的教训之一。另外，在我国近年来也出现了明显的分配不公，一些国家垄断部门的高管，无法无天地扩大自己的收入，一些公仆们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捧星，甚至有的还公款泡妞，已经到了“各取所需”的社会幻想境界。如果国家不富，没有那么多开支预算“供养”，公仆们怎能挥霍浪费，没有那么多国资可供贪污侵吞，我国就不会出现“前腐后继”这种局面了。

    笔者呼吁：千万不要拿着纳税人的钱，让某些权势者们去制造“政绩”，去干涂脂抹粉的事。中国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并且必须大动作，需要从原苏联“国富民穷”的模式中摆脱出来，以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