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振（连云港）

　　１９２７年３月７日，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农民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是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所形成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无比愤慨的邓演达决意与蒋、汪分道扬镳，先后拟具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中国同志们》、《上中执会呈》、《辞职宣言》以及《中央农民部长的辞呈函》，毅然脱离国民党政府，秘密离开武汉前往莫斯科。１９２７年４月１日，邓演达致电蒋介石“中央三次全体会议议决，于军委会之下设立总政治部，专任军队中政治及党务工作。”“武汉行营奉军委会令结束”，总政治部原属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至此，改隶于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即“总司令部武汉行营”，邓演达为主任。依此体制，邓原为蒋的下属。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邓演达积极投入讨蒋斗争，由此遭到忌恨被通缉。
　　５月９日下午四时，在汉口中央党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邓演达说：“本席也要辞职”，当时与会者包括主席徐谦在内的多人都提出辞职，“本兼各职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时局严重，办事必须敏捷，不能以一个人兼中央与省、部与厅的事物”，因此要辞去部分职务“以便专心努力从事于中央的工作。”在６月２２日召开的第三十一次会议上，邓演达提出“任命郭沫若同志为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党代表。”汪精卫表示反对，经过力争，郭被任命为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６月２９日，邓演达最后一次出席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中执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从下午四时开到八时一刻，从当天的会议记录上看，邓演达没有发言。邓演达对武汉政权正在酝酿的分共，力争无效，即便与他关系深厚的第四军军长张发奎，也无法说服，至有心灰意冷之感。据郭沫若回忆：在武汉，他们同住在汉口黄陂路的一栋房子里，邓演达住三楼，郭沫若住二楼。对面是某师长的住宅，在楼上架着机关枪对着他们，邓演达有一个时期差不多整天都不下楼，晨夕只听见他那沉重的脚步声在楼上焦躁地踱来踱去。有一天清早忽然不听见他的脚步声了，才知道他在夜里已经离开，在将近两礼拜之后，他已出国到达安全地点，才由他的秘书交来了一封他留给郭沫若的信。从此永别，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那时是１９２７年的６月。
　　６月３０日，邓演达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告别信，悲愤地指出：“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的，现实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而如果三民主义受了曲解，农工受了摧残，革命分子被摒弃，政治工作被威胁，“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结果”，“必难免第二次辛亥年的失败。”邓演达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屠杀农工群众，屠杀忠实党员”的罪行，说明自己的辞职是“希望我们党的领袖们的反省。”并且“一面准备着争斗，一面准备着如果我们的中央确固了革命的纲领……那我必立时受中央的命令立刻回来工作。”
　　７月６日，《军委会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上中执会呈》递送中央，在汉口中央党部召开的中执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主席孙科说：“邓演达同志呈请辞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并推荐郭沫若同志继任。（宣读来呈）如何办？”汪精卫问“是请假，是辞职？”孙科答“是辞职，应当慰留。”“决议：慰留。”《上中执会呈》全文如后：
　　 呈为肯准辞呈，并派员接替案乞鉴事：
　　窃演达自分愚鲁，妄膺重寄，由粤北伐，平定湘鄂，革命势力以次弥漫赣、皖、浙、苏，其时即思引退避贤，因念总理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而并为国民武力之主张，尚未实现。而各军队中之党的组织与政治训练，亦均待切实奉行。而奉鲁军阀残暴方张，党国多事，未敢暇逸。本年三月间复蒙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恢复军事委员会之时，推为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责以在国民革命军中提高党权，短绠汲深，愈滋惕悚。职感党国之信讬，急革命之需要，亦惟有内矢忠诚，免任厥职，期有涓涘，可补大局。二次北伐，重驰阵地，览兵民之融迩，幸结合之匪遐，不图戴盆坐井，罔见广天积重之山，愚公难移。默察大势，职惟竭尽心力，以赴大会付讬之任务。但以工作之繁难，与能力之薄弱，在军队中之政治工作，若非确有所遵循，决无力使适合党国之期望。且提高党权，吁声咸斯，神禽衔石，卒罔补捄，尸位溺职，祇深内疚。再四思维，惟有恳请钧会准予免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使得减除罪戾，别谋报称，迫切陈词，恭乞察核。再察职部前副主任郭沫若，宣力党国，夙登洞鉴，可否即委该员接替？以资娴熟。所有肯准辞职，并派员接替各缘由，除分呈军事委员会外，理合具呈，倂乞核示遵行。谨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
　　７月１３日，北京《晨报》公开发表邓演达的《辞职宣言》，谴责国民党中央一些人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农工政策、“向蒋图谋妥协”、“与共产党相分离”、“残杀农工”等行径。邓演达在汉口的一个食堂逐一接见总政治部各股长，在接见卫生股长陈翥云时，告诉他“大革命要失败，我也快要离开武汉。你回去以后要好好学习，多看些进步书籍，提高思想认识，将来再回来做革命工作。”
　　８月１７日，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召开的欢迎邓演达的大会上，邓演达说：“１９２７年６月底，因为整个的武汉中央决心背叛革命，自己所担任的工作根据，一概被动摇破坏，因此唯一的出路是做‘党的革命’。这件事是非常重大的，当与叛变的中央领袖汪精卫谈判决裂以后（主要的纲领有农民土地问题），只知道宋庆龄同志还是一个热心护党的，和她说过了一番痛苦的谈话以后，就秘密的离开了武汉，８月１５日，来到赤都。”７月１５日《二届中央常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显示，中常会再次讨论邓的去留问题时，“邓演达于６月３０日离职”。７月１８日，于右任在武汉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据报告，有人在洛阳附近看见邓择生，穿着工人的衣服。大概是想由陆路到俄国去。”
　　临行前邓演达向共产党人谭平山提醒“希望Ｃ·Ｐ（指共产党）注意汉口马日事变之来到，以他所知何键一定开刀。”谭平山在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转达了邓演达的忠告。于此可知，邓演达不仅为恪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挽救国民革命竭尽忠诚，不遗余力，而且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