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瑜 （苏州）

　　　　当今的公务接待，与过去相比，是与时俱进还是与时俱退？且让我们看看，明清时代是怎么公务接待的。
　　明代，抚按驾到，不管府官、州官、县官，一律跪在道旁欢迎。清代，如有钦差大臣经过，“数十里外设马为长探，二十里内设马为短探，无不竭力趋跑”。有的县令为了献媚、拍马，一直拍到马桶上，居然用貂皮装饰尿壶，将缎褥铺在厕所里。据《宦海风波》载：只要上面来人，哪怕是最普通的短差，接待单位也会照“规矩”送一笔礼金，一曰“程仪”（车马费），二曰“折席”（宴饮费），三曰“跟随”（送给仆从的辛苦费），这些“红包”的数量，少则一二十两，多则三五百两银子。含金量最高的是“钦使”，凡“钦使”到省，按例先从财政里借出一笔巨款开销，等接待活动结束，由各州县和相关部门分摊：“大约每次摊派俱在三五万金。”(摘自2010年8月20日《报刊文摘》)。
　　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21世纪，公款接待的形式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层次越来越高。如有“钦差大臣”要来，古代“数十里外设马为长探”的没有了，但昨天打电话“长探”，今天用手机“短探”的却更多；“府官、州官、县官”在道路两旁跪接的没有了，但跑到市界、省界之处迎接，数辆警车开道，全程戒严，人心惶惶的更多了；用貂皮装饰尿壶的没有了，但把金子、银子作瓷砖装修便池，用高级毛毯铺在卫生间里的更多了；“程仪”、“折席”、“跟随”没有了，但“误餐费”、“会务费”、“劳务费”等更多了。吃的、住的、行的、玩的、带的都比过去更高档更现代化，洗桑拿、泡温泉、唱歌、跳舞、游山玩水等更让人心旷神怡，心花怒放。
　　纵观古今接待上级官员之差异，尽管形式和内容在不断发展，但“万变不离其宗”，共同点十分鲜明：其一是：上下之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上级来的“钦差大臣”非常愿意“转变作风，深入基层”，享受那“掌声雷动，鲜花如潮，高高在上”的快感。下面的接待者说是“苦差”，但实质上求之不得，乐此不疲。其二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要求“钦差”们下去轻车简从，不准超标准接待，不准宴请游玩，不准送礼……但下面自有对策，不准喝酒就喝红酒，不准超过四菜一汤就搞“四盆一缸”，不准送红包就送银行卡或通过“钱庄”把钱汇到“大人”帐上。其三是：“上下双赢”，尽管下去鞍马劳顿，比较辛苦，但下去后好处“大大的有”，尽管接待者付出很多，但回报也多，接待好了，要提拔、要经费都没问题。由此可见，公务接待是一件美差，也是结交权贵的“通道”，同时又是腐败的重灾区，是一种很难根治的“恶性肿瘤”，它腐蚀了党的肌体，败坏了政府形象，恶化了社会风气。
　　放眼世界，发达国家公务接待，正在向规范化、简洁化的方向发展，正在向文明方向发展。他们的接待费用全部纳入预算，接待情况公开接受媒体、社会、公众的监督。他们没有繁文褥节，没有大吃大喝，没有吃喝玩钓跳一条龙服务，更没有红包一事。他们的总统宴请外国元首，可以在普通餐厅吃汉堡。相比之下，我们落后多了，我们国家的公务接待越来越奢侈，在内容和形式上，是“前进”，但从文明角度看，是“倒退”！发达国家在接待规格上是“倒退”，实质上是“前进”。笔者不禁要问，在公务接待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与时俱进，才能与世界文明（潮流）接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