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飞燕 (常州)
　　2010年8月，我们部分党派人士在中共武进区委统战部组织下，来到昆明学习和考察。当我们站在西南联大旧址，参观“一二·一”运动纪念馆，瞻仰纪念碑，谒烈士墓，多少血雨腥风的记忆浮现在眼前。
　　时间定格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处于内忧外患中的中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西南联大，一所战火纷飞中漂泊的大学，却成为教育的火种，文化的珍藏，不能不称为办学的奇迹。1937年抗战爆发后，为保存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力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被迫南迁湖南，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随后京沪失守，战火危及长沙，仅维持了4个多月的长沙临大被迫迁往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1946年5月，三校分别迁回原址复校。
　　在西南联大的校歌里有一句歌词——“绝徼移栽桢干质”。绝徼，指荒僻的边土，桢干质，指大树良材。把那些正在成长的国家的栋梁之材，移栽到边远的地方去，免受日寇的摧残，保护起来，积蓄民族未来的希望。这是三所大学从北往南，在血与火中进行艰难转移的根本目的。是的，“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消逝的西南联大在这里传出巨大的历史回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读到这篇歌词，我仿佛看到苏武牧羊十九年，雪地冰天，持节不屈；我仿佛听到岳飞悲歌《满江红》，怒发冲冠，壮怀激烈。我心潮澎湃，悲愤不已。这不是一首普通的校歌，它所书写的不只是联大自身的历史，更是在颠沛、动荡和乱离之中一代青年学子的担当世运之气。那激扬悲壮的旋律里，跃动着一种难以抑止的民族“新生”的渴望，一种青春生命中焕发出来的刚毅坚卓(西南联大的校训)的精神，一种那个时代陶铸而成的昂扬挺立的理想。并且，这种渴望、精神和理想全都化作了那个时代青年学生的向往、憧憬和追求，成为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的集体呐喊和共同誓言，并融入民族历史的血脉之中。
　　至于西南联大保存了或者走出了多少杰出人物，仅看一串名单就足以让我们叹为观止。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陈寅恪、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罗隆基、华罗庚、朱光潜、吴晗等都是或曾经做过学校的老师；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黄昆、彭佩云、杨振宁等都是该校的学生。这种盛况，不仅在当时，就是后来的大学也是绝少见的。
　　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原清华大学校长）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对照当今的不少大学，大楼越修越高，硬件越来越好，校园越来越靓，但坚毅朗拔、开明包容学风愈见稀薄，功利主义日益横行的境况，与真正的大学精神、大师风范，岂非背道而驰、格格不入？
　　战乱频仍，却保全了如此丰蕴而伟大的大学；颠沛流离，却成就了一代人杰的不朽风骨和骄人业绩。
　　在许多年之后，中国史专家，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易社强(John Israel）在对西南联大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之后，由衷的赞叹说，我特别钦佩西南联大人在政治、经济压力下仍然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民主、学术自由、思想多元化，以及对不同意识形态和学术观点的包容。这种价值，是最佳的中国传统和最佳的西方传统的结合，它不仅是中国大学最鲜活的血液，也是全世界的。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在世界教育史中写下了独特的一页。
　　站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朴的黑白校牌前，我听到了历史沉重的叹息和殷切的呼唤，更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在昆明，我们还拜祭了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殉难处。昔日的陋街小巷，今天已成通衢大道；当年的刀光剑影，如今已是政通人和。抚今追昔，我总想，是什么信念，使一位学者激变成一个民主斗士？是什么力量，使志士们慷慨赴难，取义成仁？——“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鲁迅先生的注释，为我找到了最好的答案。在闻一多先生殉难处纪念碑前，一年到头总有鲜花供奉，管理机构的负责人说，这完全是市民的自发行为。李、闻先生为民主而死，虽死犹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几天来，流连于昆明的美景，体验着昆明的发展，享受了昆明的繁华，我们有理由坚信：西南联大的历史不会重演，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的鲜血不会白流，祖国在磨难中锻造出来的那种坚贞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早已蕴蓄为后人执着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