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在家附近的春秋书店购买了一本书，书名为《陈寅恪与傅斯年》，封面中间为俩人中年时的照片，照片下方有一行大字：大师之后再无大师。这两位中国近现代史上顶级的国学大师很少被媒体提及，更不要说宣传了，因此现在７０以后很少熟知这两位大师，其中原因容我后面表述。

若干年前，温家宝总理前去探望年迈在病榻中的钱学森老人，钱老向温家宝提出了一个被人们称之为“世纪之问”的问题：“中国什么时候能培养出大师？”钱老先生是何等聪明的人，他能不知道原委？

      去年“三钱”中最后一位大师钱伟长老先生走了，“三钱”从此成为绝响，历史悄然合上了这一页。钱伟长去世以后，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悼念及纪念文章，其中在《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中发表署名文章，题目是：但愿“三钱”别成大师的句号。另有署名文章，题目为：大师之后无大师？

２０１１年是清华大学建校１００周年，清华举办了规模空前（可能绝后）、规格豪华的庆典活动。庆典期间，盛传清华有个“光荣榜”，即出自清华的２９位大师，基本条件是在清华任过教或清华毕业的或考上清华留美基金赴美留学的（如钱学森），《扬子晚报》４月２５日刊登了２９位大师的照片及简历。虽然民间对这份名单颇有非议，特别对一些在国内外颇有名望、真正的大师级学者因意识形态等原因未能进入名单而愤愤不平。但整体看２９位均是大师级学者，在各领域后人很难企及。２９位中，杨振宁、李政道是美籍华人，在美国成名，其余２７位均成名在民国时期，其中不少成名在北洋政府时期，而且全部有“留洋”经历，奇耶？怪耶？其实并不奇怪，这也是今天我们期盼新一代大师时值得反思的。

      一本书，钱学森的“世纪之问”，钱伟长去世及清华大学百年大庆，这几件事本来互无关联，却在我的大脑里混杂一处，撞击出对中国文化状况的一些思考。

      今年春节过后，连续看到两则消息，两位科学大师离我们去了。一位是著名地理学家施雅风院士，在南京去世；另一位是著名水利专家谢鉴衡院士，在武汉去世。这是两位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在他们各自领域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这样两位科学巨匠的连续离世在社会上都是出奇的默默无闻、悄无声息。

      同样在春节，一对明星夫妻的离婚在社会上却是格外地引人关注。媒体狂轰滥炸，网络连篇累牍，微博议论纷纷，就怕人们看不到。

      大师逝世和明星离婚发生在同一时段，但在舆论传播和社会反映上的反差竟然如此之大，这不仅深深刺痛科技工作者的心，也不得不让我们震惊和深思。

      这是一个沮丧的事实：我国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人们对科学及科学家正在冷漠和疏远。什么时候起年轻人开始“炫富”了，“郭美美门”轰动全国；什么时候起年轻人开始“拼爹”了，“我爸是李刚”已成为当今热门词，这是文化的倒退和堕落。想想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临时合并），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竟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及近百名院士；看看如今的高校，规模、校舍、设备均属空前，但惭愧的是６０多年来未培养出一位真正的学术大师（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有关当局应感到脸红，绝不能用一句“中国特色”及“一穷二白”来搪塞。

      在反思文化的前提下，要改革教育制度及科研体制。目前高校越来越功利化，专业设置与学生就业率挂钩，如此下去高校将成职业技校。小学、中学仍是应试教育，中学还是与高考录取率挂钩，发展到与清华、北大录取率挂钩；小学的奥数班屡禁屡办，一个个培养成考试机器，有用吗？能出大师？能出诺贝尔奖获得者？痴人说梦！

      去年８月份《人民日报》连续两天用整版篇幅刊登“科技视野”，第一篇的大标题：“我只有三分之一时间做科研”，副标题――与某国立研究所课题组组长的对话。记者问，组长答。组长说，一年当中大约１／３的时间用来申请项目，１／３的时间处理各种杂事；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时间，有１／３就不错了。第二篇大标题：科学家为什么想当官。原因很多，因篇幅关系我只记述最后三点：１．真正学术评价不够，起决定作用的评委不少是行政领导；２．科学家当官未必都是坏事，但如果人人想当，谁去做具体的研究；３．不改变过度行政化，很难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师。

以上《人民日报》两篇“科技视野”的报道我感觉基本上可以回答钱学森的“世纪之问”了。

      《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由他俩的弟子、我国著名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作序（作序时已９８岁高龄，今年去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他在序中如此评价两位先生：“陈寅恪先生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傅斯年先生是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造性、突破性’作标准，２０世纪上半叶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能称得起大师级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陶希圣、钱穆、郭沫若、顾颉刚等几个人吧。”

      陈寅恪是著名的清华“四大导师”之一。陈先生为后辈们所敬重及传颂主要取于两点：第一是他博大精深的学问。陈寅恪的学问有多深，无人知晓。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若陈寅恪自称老二，那无人敢称老大。他的弟子、著名史学家何兹全是这样评价的：陈寅恪师是继《资治通鉴》的作者、宋代司马光之后近一千年来，又一伟大的史学家。南京名作家叶兆言称陈先生的学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陈先生给学生上课，说前人讲过、近人讲过、外国人讲过、我自己过去讲过的都不再讲，要讲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先生在清华国学院讲课很快引起轰动，外校教授纷纷前去听课，不少院校师生同去听课。在西南联大给历史系学生讲课时，外系教授前去听课的人数超过学生的人数，因此陈寅恪有“教授的教授”之称谓，全国独此一人。

      第二是他的二句话、十个字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他为王国维纪念碑写的碑文中的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文化情怀的精华及结晶，他一生为之践行。实事求是讲，现在大家怀念陈寅恪，还是因为记得他的二句话。近几年来，陈寅恪的名字在媒体上出现次数明显增多，其中有无限的想象空间。“文革”中陈寅恪先生所遭受的迫害与折磨难以想象，凄惨而死。一代国学大师就这样走了，连个讣告都没有。

      傅斯年是位天才型的学者，自幼聪明好学，少年即出名，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后考入北大。北大毕业后去英国留学，三年后受好友陈寅恪、俞大维两人的影响，去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在柏林大学留学期间有意无意地改变了傅斯年的治学追求，他最终选择了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他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年３１岁。他除在学术上是天才、奇才，有很高造诣以外，他同时有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他一手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是第一任所长，他任所长一直到他逝世，共２３年整，无先例。他为我国培养了众多的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方面的人才。抗战胜利后，傅斯年担任过一段时间北大代理校长，直至胡适归国接任。他对北大有特殊的感情，正如陈寅恪对清华有特殊感情一样。傅斯年与陈寅恪不问政治不同，他有超强的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最出名的是以他一己之力扳倒两位行政院长，而且都是皇亲国戚。即抗战时期他扳倒了孔祥熙；抗战胜利后他又扳倒了宋子文，而扳倒的由头均是以权谋私、贪赃枉法。

      傅斯年解放前去了台湾，任台湾大学校长，仍兼“史研所”所长，二年后突发脑溢血突然去世。追掉大会时国民党高官、学者名人及各界要人共５０００余人，礼堂正中悬挂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国失师表”的挽章。这位扳倒蒋介石连襟及大舅子的学者追悼会，蒋介石竟亲自致祭。

陈寅恪因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主流意识“高度一致”相悖；傅斯年去了台湾，逝世后蒋介石又亲自致祭，因此陈、傅两位先生在大陆渐被淡化、遗忘是可以理解了。

      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我们从陈寅恪和傅斯年的身上明显感觉到，这或许就是“民国范儿”。现在“范儿”两字流行，什么“一哥范儿”、“一姐范儿”、“明星范儿”、“领导范儿”。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学些民国知识分子的“范儿”如何？

      希望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是一个问号，绝对不希望是个句号，这不但是我的愿望，相信也是全国人民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