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被称为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社会教育家，确是名副其实。

      其实，爱国、民主、社会教育这三者并不是并列的概念，也不可绝然分割开来。爱国，需要行为来体现。也许有人会作这样浅近的理解：李公朴的爱国主义，主要体现在积极参加救亡运动，宣传抗日，呼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日本投降，爱国又如何体现？那就是要使国家由落后变先进，由软弱变强盛、由专制变民主；使人民由贫困变富裕，由被压迫变自由，由痛苦变幸福。李公朴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不仅仅是在于他参加救亡运动进行抗战宣传，更体现在他为实现民主改造中国旧政治的斗争，他办社会教育事业，也是为民众提高民主觉悟作的努力。后二者正是从根本上改造旧中国的重要而远大的战略举措。我以为，这种为国家进步繁荣的努力，才是最根本、最经常、最积极的爱国。爱国最终是为爱人民。国家应是为人民的自由，幸福而存在的。

      李公朴为实现民主进行的斗争，主要又是通过社会教育的途径来实现的。他的社会教育，也正是要启蒙国民摆脱封建精神枷锁，摆脱愚昧落后，提高他们精神的文明程度，提高他们的觉悟和素质，使他们能作为独立、自由、自尊的公民，能掌握民主权利，掌握自己以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李公朴作为社会教育家，其社会教育所要担负的首要使命，应是启发对于民权即民主的觉悟。关于这一点，李公朴在他的《怎样办社会大学》一文中明确地说：“讲普及教育，要使教育普遍，要创造新的中国，要使人人都知道民主是什么？怎样实行民主？世界大势是怎样……”故他要创办社会大学，要撰写大量论述民主的文章。他的著作中就有相当数量关于“民主教育”的著述。

民主还是专制，这是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本质区别。孙中山先生倡导了三民主义，改国体为共和，是一次由专制向民主的根本性裂变。然而，由于封建思想文化影响根深蒂固，而对旧制度和新的共和制民主的区别，国民中的大多数尚未有基本的认识，缺乏起码的觉悟。辛亥革命尤其是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呼唤民主的志士一批又一批，大都是从政治斗争角度，真正从思想文化层面潜心对国民进行民主教育的、专门对民主作较为系统全面论述的更少。李公朴就是执着于宣传民主思想、倡导民主精神，为如何根据中国当时国情，建立民主制度和民主作风，就民主的各个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和论说。在中国，如果说孙中山的关于“民权”、毛泽东关于民主的论说是总纲，那么李公朴关于民主的论述则是指导实践的具体化的细则。

      李公朴爱国主义精神十分令人敬仰。后辈无疑都要学习。但具有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仁人志士，中国自古以来有无数前例，并非他独特的光辉。他独特的光辉是对于民主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理论建树和实践业绩。而他最根本的成就就是为民主奋斗的业绩，最伟大的精神是为民主事业不惜牺牲生命。

      时间已进入了２１世纪，我国正在努力从各个方面与高速发展的世界接轨，正积极提倡社会主义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我觉得李公朴关于民主的论著，对于我们当前的民主建设，仍有着十分宝贵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