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周六下午四点有一固定栏目叫世纪大讲堂，内容都是当前热门话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军事及社会各个方面，讲课人都是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及政府有关官员，一般讲课半小时，留下１５－２０分钟听众提问，当场解答，十分精彩，是一次学习及增加知识的好机会，我几乎每周到时必看。大约一个多月前的一次世纪大讲堂由北京大学光华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张维教授迎讲“语言腐败与道德堕落”。一位在我国颇有影响的经济学专家跨界作社会学方面的讲座，而且语言腐败又是新鲜词，因此十分吸引广大观众的眼球。我看过以后，感到不过瘾，第二天上午十点重播时再看一遍，确有醍醐灌浆，振聋发聩之感，受教育匪浅。本文虽有现买现卖之嫌，但确有本人浮浅的认识，写成拙文，以飨读者。

      语言腐败这个词是外来语、舶来品，是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于１９４６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现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

      现实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运动，“黑社会”本来是指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打击此类犯罪活动都是正当的，都是拍手称快、深得民心之事。但重庆主政者的“打黑”对象是他的政敌及不喜欢的人，还有一些富有的民营企业家，把“打黑”变成“黑打”，变成了侵犯人权和占有私有财富的政治行为。这些内幕随着王立军案件的逐步深入，已逐渐大白于天下。

      我国古代即有语言腐败的记载，如典型的“指鹿为马”。秦二世时，丞相赵高准备作乱犯上，恐群臣不服，为验其权力，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慑于赵高淫威，皆曰：“为马。”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指鹿为马”，比喻公然歪曲事实，颠倒是非。

      语言腐败的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到了２０世纪之后，特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才变成社会公害。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国力大减，经济不振，民不聊生。在这乱世中希特勒上台，他提出“国家社会主义”，以示与英、法老牌资本主义之区别，很得民心，德国的国力也在短时间内大增，希特勒很快成为日耳曼民族的精神领袖，有一批狂热的德国青年崇拜他，这批人以后成为德国“党卫军”的骨干。“国家社会主义”现在我们称它为“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他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屠杀平民，灭绝种族，罪恶滔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为了巩固他的统治，提出要“纯洁布尔什维克党”即“清党运动”，清除“托派分子”，在这“革命”的口号下，斯大林杀害了大批政敌及不同政见者，甚至连十月革命时的战友也不放过，并株连九族。据前苏联历史记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在“清党运动”中共杀害了３００多万人。普金和梅德韦杰夫在他俩掌握俄罗斯最高权力时，曾分别在公开场合评论过斯大林，评价几乎一样：对他在管理国家特别是在二战中的功绩决不抹杀，但他对自己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

      在我国，语言腐败按张维迎教授的话，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到今天这种地步，我的浅见这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１、１９５７年“反右”后，知识分子集体失语，再也不敢发表不同意见，除拥护外别无选择。２、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提出一些当时非常“革命”，非常“振奋人心”的口号，如“赶英超美”、“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到后来出现了亩产十多万斤的“高产田”，还有照片为证。这些“革命口号”，现在看来是十分荒唐的，是典型的语言腐败，有人盲目随从，有人故意迎合，这种浮夸风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自１９５９年下半年至１９６２年上半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三千多万人，这类文章现已不再禁止，在报纸、杂志上常能看到，死亡数字也逐步接近。事情已过去半个世纪，但是这种“大跃进”思维，浮夸风始终未能得到清算，还不时冒出来。前几年高铁的“大干快上”，我们这些过来人均感到有些５８年的味道，要不是温州动车事件的出现，还不知有多少人死于非命。３、“文革”的罪行始终未清算，“文革”的余毒始终未肃清。１９８０年中共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只否定了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而没有否定“文革”的思维方式，“文革”的许多要素如：个人迷信、权力集中、党权政权高度统一、以整人为目的的阶级斗争论、踢开宪法法律“闹革命”等等，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算，“文革”元素时时在各地出现，因此出现重庆的“唱红打黑”“小文革”也不足为奇了。可悲的是前两年有２００多位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去重庆帮助总结推广“重庆模式”。４、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一直生活在“口号政治”中。在毛泽东时代，他的讲话是“最高指示”，在“文革”中达到了顶峰，并出现了“两个凡是论”。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一些当权者，又拿小平同志的讲话作“最高指示”，改变其含义，忽悠民众，大搞语言腐败。如某地要上污染严重的大项目，不顾民生，不顾环境保护，打的旗号是：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又如一些当权者，内心反对改革，因要触及个人及利益集团的利益，又不敢公开反对改革，打的旗号是：小平同志讲“稳定压倒一切！”。科学发展观无疑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发展理念，但若是只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就失去它原来的意义了。现在不少地方当权者开口闭口“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而行“不科学发展”之实。最近四川省什邡市发生震惊国内外的数万百姓围攻市委市政府数日，强烈要求当权者放弃钼铜项目。最后当局被逼宣布放弃钼铜矿开采项目，永不上马。

      以上只是我对语言腐败发生的原因作些浮浅的分析，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原因，本人才疏学浅、不敢妄加评论。

      语言腐败的危害性显而易见，至少有三个：

      一、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为了交流，语言词汇必须有普遍认可的特定含义，若随意改变词汇含义，语言变成了文字游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若跟着“高喊口号”，保持“高度一致”，官话、套话满天飞，有人戏说：“没有官话套话成不了文章！”这样下去将使我们越来越缺乏理性分析和逻辑思考能力，长此以往，我们民族的文化就完了，能出大师？

      二、语言腐败导致道理堕落。我国古代就有此一说：“某人满嘴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如今，某些贪官今天还在大会上大谈反腐倡廉，建立长效机制；明天就被“双规”；不久就被移交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一个人若把说谎作为第一选择，认为毫无政治风险，那么，此人就没有道德底线了，犯罪也就必然了。

      三、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递社会运行状态的信号，在语言严重腐败的情况下，信号就会严重失真，当一个社会事实上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天下太平，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突然坍塌。去年春天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及中东巨变就是非常典型的事例。

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腐败的问题。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我们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必须要站在反语言腐败的第一线，作为党派成员要从我做起。我坚信，风骨远胜于媚骨。

      最后，我想借用温家宝总理６月１１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作为拙文的结束语：学术研究要鼓励争鸣，因为只有争鸣，才能激发批判思维的产生。批判思维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精神状态，是一种独立思考精神，它不迷信任何权威，只尊重真理和规律；不盲目接受任何一种观念和经验，而是经过认真的比较和分析，根据当时与当地的实际，取其有用成分，除其过时或不适宜的部分。批判思维是创造的基础，没有批判，不可能有创造。要尊重个性。一个没有个性的社会是没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大家按一个调子唱歌，没有创新，产生不了新的科技成果，也不会有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