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锦星
苏州大学校园里,经常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他就是这所大学的新闻人物——农工党老党员张寿华同志。他的助学事迹先后为《新华日报》、《扬子晚报》、《苏州日报》、《姑苏晚报》、《苏医报》等新闻媒体所报道,他的助学事迹在苏州大学校园内外广为传颂。
张寿华同志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从事核燃料研究,后调入苏州医学院工作。张老师在讲坛上一站就是三十多年,直至1997年退休。
一天下午,张老师走到学校的一座小桥上,无意间听到父女对话。一位穿着破旧的父亲一个劲把几块钱塞给刚刚到校报到的女儿,女儿含着泪说:“爸,路这么远,你回去车上总要吃点东西呀,这钱你一定要拿着。”父亲说:“还是你留着,你要读书,不能吃不饱肚子,孩子,没关系,我忍忍就可以到家了。”女儿哭了。张老师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回到家,他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又想起两天前在校门口看见一位刚来报到的长得很清瘦的新生,只带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件旧衣服。他问这位新生为什么只带这点行李,这位新生说,咱们那儿穷,家里也没有什么好带的东西。想着两天前的事和今天眼前所见的情景,这一夜,张老师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想:“我虽然退休了,不能再上讲坛讲课了,可我还可以继续关心这些学生啊!教室外的讲坛是无限的,我可以在这讲坛上继续做我应该做的事。”第二天,张老师很早就到几位老师的家,向他们讲述自己看到的事,几位老教师听后立刻表示要关心这些贫困的学生,请张老师具体了解一下这些学生的情况,大家一道帮助贫困的学生克服困难,张老师心里热呼呼的。从此,张老师走上了助学的大讲坛,一发而不可收。张老师面对的不仅仅是贫困的学生,还要为募集助学帮困金东奔西走,面对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人士。
张老师从校党委、团委、学生会、院系领导等处了解到贫困学生的名单和具体情况,他感到自己的压力很大。这些来自老少边远地区的贫困生,他们的父母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供孩子读书上学,孩子们也勤奋好学,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考上了大学,但是面对大学的学费、生活费等等费用,家长们已尽其全力,学生们省吃俭用,然而一些特困的学生还是无法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他们心里的压力很大,有些同学面临着辍学。张老师急了,他想仅仅动员教师还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他把自己的视野从学校的教师身上转向社会。他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东西南北找同学、找熟人,找有关部门,找有关领导,为了帮助贫困学生,张老师走遍了苏州的大街小巷,一辆自行车前后内外胎已经换了三次,风里雨里,酷暑严寒,从未中断他的助学活动。腿摔伤了,生病躺在家里不能动了,他就用电话多方联系,寻找资助者。十年来,从最初的几百元钱,资助一两个贫困学生,到今天总共募集了348万多元,资助311名贫困生,这中间包含着张老师的多少心血汗水,这中间的酸甜苦辣五味俱全,这中间浸透着社会各界人士的关爱之情。张老师对此感慨万千,对助学乐此不疲,他倍感这讲坛意义深远。
在寻找资助者过程中,张老师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十年来,方方面面助学的经费像滚雪球似的数额越来越大。得到资助的贫困大学生人数也逐年上升。这些资助有来自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工商联代表、有来自各类企业的老板、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有来自家庭经济并不富裕的普通市民,有来自政府机关的公务员等等。其中许多事令张老师感动,让他难以忘怀。苏州市第一中学有位女教师,她是农工党员,每月的工资仅仅千余元,她的孩子正读初中,也是花钱的时候。当她听张老师讲述苏州大学有些贫困学生每月生活费还不到一百元,立即表示要资助贫困大学生,她说:“在苏州每月生活费不到百元,能吃到什么啊,长期下去身体要垮掉的啊!我可以节省点,每月拿出三百元给那些贫困的大学生每月加一百元吧。”就这样,这位女教师帮助了三位贫困大学生,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一帮就是四年。而且每逢节日,她总要到苏州大学看望这三位大学生,了解他们学习生活情况,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好好学习,同时还给他们带去小吃或衣服之类的东西。放寒假了,有位大学生嫌路远,为了省下来回路费钱不回家了,她就把这位大学生请到自己家里和她们一家人一道过春节。张老师知道这事很为感动,多次要把这事告诉报社,但都被这位女教师谢绝了。她说:“我们都是农工党员,普通人就应该有一颗平常心,帮助学生是我们本份的事,用不着让别人都知道。”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一位农工党员是眼科医生,自己家庭的负担并不轻,但听了张老师助学帮困的话后,坚决要求资助一位贫困大学生,五年坚持到底,直到毕业并找到了工作后,转而又资助另外一名贫困大学生。一位退休的农工党老党员请农工党市委同志介绍,认识了张老师,请帮他找一名贫困大学生,他资助了这名贫困大学生读完四年书,并要求张老师不要讲出他的真名。他对张老师说:“我从报上看见你助学的事后很感动,我们这些老同志应该向你学习,人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心不能离,应该向你学习做点有益社会的事。”一位女士从广播里听到张老师助学的事,主动找到张老师要求多资助几个贫困大学生,并坚决不肯说出自己的真名,在资助表资助者姓名栏中填写了三个字“平凡人”。一位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一下子资助十名贫困大学生,按每人一年资费计算,十名大学生四年的资助费近十万元之多。许多资助者不仅每月给贫困大学生贴补100元生活费,而且经常买衣服、用品送给贫困的大学生,逢年过节还请大学生到自己家中与家人共度节日,让大学生感受家庭的温暖、社会的关爱。一位姓丁的资助者对受自己帮助的贫困大学生说:“你虽然不是苏州人,但你记住苏州有你一位大哥,你就是我的弟弟,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大哥,大哥有饭吃,你就不会挨饿,安心学习,将来回报社会,大哥没有什么要求,就希望你将来多为社会做点实事,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国家。”
张老师助学的方式很特别,从最初的几百元到现在的几十万元,他从不经手一分钱。他把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生的基本情况介绍给愿意资助的个人或单位,然后,由资助者和受助的贫困大学生直接见面,通常以打卡的方式由资助者每月把钱打入贫困大学生的资助卡上。可以说,张老师能为学生想的都想到了,尽量方便受助的大学生,并充分考虑到受助大学生的自尊心。
张老师在助学帮困的讲坛上继续做着另一种形式的教书育人工作,他感到很快乐,很充实。当然,助学活动也并非一帆风顺的。有时候,张老师寻找资助者也会碰钉子,对方反过来向张老师诉说他的困难,张老师只好转过头去再找第二、第三、第……个资助者。张老师助学的事迹见报后,不时也会听到极不和谐的声音,什么想出名呀,什么成了大恩人了……张老师一笑了之,把这些话当作蛛丝一样轻轻地抹去,依然我行我素,风里来雨里去,十年不停,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为资助贫困大学生继续走上他的大讲坛。
十年过去了,受资助的贫困大学生已经有好几批走上社会了。他们中有的成了白衣战士,有的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的考上了研究生。他(她)们纷纷给学校,给张老师,给资助单位,给当年资助他们的苏州的大哥大姐,不是父母亲如父母的资助者写来感谢信,信中一再表示他们会永远记住张老师临别时嘱咐的话:“做一名合格的白衣战士”,“做一名有良知的有益社会的人”。一名曾受过资助现在北京某部队医院工作的大学生写信给张老师,信中写道:“张老师,没有您的关心,没有苏州李姐的关爱,我不可能把五年的书读完的。张老师,我现在才可以对您说,当年我家的困难是别人很难能想象到的,我们那儿是山区,种庄稼靠天收。父亲去世后,就靠妈妈一个人种几亩地,我还有个小弟弟,一想到妈妈疲惫不堪、无可奈何的样子,我的心就流泪。有几次我走到学校的桥上想跳下去,也想到从四楼的窗口跳下去,但我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是您和好心的苏州李姐把我从近乎绝望的路上拉回来了,我才有了今天,我能向您和李姐说什么呢,说什么也表达不了我对你们的感谢,我只有好好工作,做一名合格的白衣战士来回报社会,来报答你们吧……”一位甘肃的家长给张老师写信说:“张老师,我真的没有想到,孩子到苏州上大学能遇上你们这些好心的汉族人,你们帮助一个无亲无故的回族孩子,使我们一家和我们这个村子里的人都感受到汉族兄弟的温暖,没有你们的关心,我的孩子可能读不完大学了。谢谢汉族的兄弟姐妹。”
看着这一封封来信,读着这发自肺腑的心语,正是从这一封封信的字里行间,让张老师更深地感悟到助学的意义。助学帮困不仅仅解决贫困大学生的经济问题,助学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她让濒临绝望的年轻人重新燃起生命之火,她让来自天南海北的学子感到祖国处处有亲人,她让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感受到民族间关爱的温暖和力量。张老师眼睛湿润了。这位农工党老党员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在他教学生涯里,他是国家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他主编的《高等院校放射化学》一书获国家优秀教材奖。1988~1997年他担任苏州市政协委员,积极参政